文化中国行|‘青州微’{笑和曹衣}带水

作者:文化中国行|青州微笑和曹衣带水 | 发布时间:2026-03-17 02:58:33 | 阅读:494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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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0余件佛教造像自龙兴寺遗址窖藏坑中重见天日,时代自北魏晚期延续至北宋。

数量之巨、跨度之长、彩绘保存之完整,在中国佛教考古史上极为罕见。

如今,这批造像成为青州市博物馆的“镇馆之宝”,也被西方学界称为“一次改写东方艺术史的重大发现”。

它们为何如此重要?

其答案不仅在造像的艺术成就,更在其所浓缩的一段文明交汇史。

《澎湃新闻|文化中国行》近日来到山东青州市博物馆,直面“青州微笑”。

北齐贴金彩绘圆雕佛立像 青州得名甚早,《禹贡》中即有记载:“海岱惟青州”,历史悠久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,各类文化元素在此交融,佛教造像兴盛,士族与民间百姓皆受其影响。

《今古舆地图》之《禹贡九州图》,“海(渤海)岱(泰山)惟青州”。

图据网络 龙兴寺遗址位于青州古城南部、北邻青州市博物馆老馆(现青州美术馆),窖藏发现地现部分为开放式公园。

图据网络 龙兴寺遗址位于青州古城南部、北邻青州市博...

1996年10月,施工中意外发现石雕残块,引发文保人员关注。

考古发掘显示,窖藏坑位于寺院殿基北侧,在约60平方米的深坑之中,叠放了600余件佛、菩萨、弟子等造像,其中大量保存有彩绘和贴金工艺。

考古发掘显示,窖藏坑位于寺院殿基北侧,在约60平方...

龙兴寺遗址窖藏发现地 出土造像的最早有明确纪年者为北魏永安二年(公元529年)的“韩小华造弥勒像”,此后造像跨越东魏、北齐、隋、唐直至北宋(有纪年最晚为北宋天圣四年,即公元1026年)。

龙兴寺遗址窖藏发现地 出土造像的最早有明确纪年者为...

这意味着龙兴寺造像在产制传统、审美风尚和宗教表达上涵盖了近五个世纪没有间断。

北魏永安二年(公元529年)“韩小华造弥勒及胁侍三尊立像”题记 从北魏到北齐:从“秀骨清像”到圆润温和 早在西晋太安元年(302年)青州即建有宁福寺,这是史料里记载青州最早的寺院。

北魏永安二年(公元529年)“韩小华造弥勒及胁侍三...

但据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在《青州龙兴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几个问题》一文中讲,“雕凿较大的石质佛教造像,在我国始于5世纪前半的北凉,5世纪后半流行于北魏。

但据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在《青州龙兴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几...

青齐地区469年入魏之前,其地佛教沿袭中原旧惯,重义理,阐教法,与晋宋同风。

” 造像的变化发生在6世纪初。

北魏末年战乱频繁,大量河北流民南下山东,其中包括成熟的石雕工匠。

河北曲阳等地原为北魏石雕重镇,造像技法精练成熟。

随着人口迁徙,雕刻技艺南移,“因此,讨论其突然发展之缘由,自不宜忽略北魏末十余万户河北流民散处青齐地区这一异常事件。

随着人口迁徙,雕刻技艺南移,“因此,讨论其突然发展...

” 龙兴寺窖藏所见佛像,数量最多的正是北魏、东魏与北齐三代作品。

其造型大致可分为两类:北魏、东魏时期的背屏式造像,以及北齐时期的单体圆雕造像。

二者之间,构成一条清晰的演变轨迹。

顾恺之《女史箴图》(局部) 大英博物馆藏,服饰“褒衣博带”之风 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,全面推行汉化政策,佛教艺术亦随之深度转型。

顾恺之《女史箴图》(局部) 大英博物馆藏,服饰“褒...

北朝文化亦以清俊秀逸为美,绘画与雕塑流行“秀骨清像”“褒衣博带”的审美范式。

宽袍大袖、衣带飘举,仿佛士大夫的精神气质被移植到佛陀身上。

这种样式很快成为北方佛教造像的主流,并传入青州。

北魏晚期背屏式造像 北魏晚期的青州佛像,体态清瘦,面容端雅,衣纹层层翻卷,线条舒展而富节奏感。

在展厅中,一件“北魏晚期背屏式造像”虽已残缺,却正好让人聚焦佛衣的刻画。

其衣纹刻画强调体量与褶皱层次,整体端正庄严,体现出“褒衣博带”风格。

到了北魏永安二年韩小华造弥勒像,可见北魏晚期佛像风格的演变过程,主尊面像变得清秀,胸前束带内收,菩萨的服饰变得轻薄。

到了北魏永安二年韩小华造弥勒像,可见北魏晚期佛像风...

北魏永安二年(529年)韩小华造弥勒像 这一时期的佛像,佛陀形象与文人气质相融合,庄严而内敛,神情清峻,呈现一种士族气质。

北魏永安二年(529年)韩小华造弥勒像 这一时期的...

彩绘背屏式造像局部,北魏晚期至东魏 东魏仅存16年,却在青州留下数量可观的造像。

这一时期,背屏式造像发展至高度成熟。

佛立于中心,背后飞天、供养人、化佛与莲枝纹饰层层铺陈,构图趋于繁密而程式化,宗教叙事意味浓厚。

东魏贴金彩绘石雕佛菩萨三尊像 青州市博物馆展厅中,东魏贴金彩绘石雕三尊造像,正是这一类型的代表。

造像为典型三尊组合:主尊佛立于中央,两侧为胁侍菩萨。

背屏高耸,整体呈舟形展开,其上雕刻层层装饰。

最引人注目的是背屏上部的飞天形象:飞天衣带飘扬,在云气之间回旋飞舞,身体微曲,姿态轻盈,仿佛正从天空中俯身降临。

最引人注目的是背屏上部的飞天形象:飞天衣带飘扬,在...

其下又可见化佛、供养人以及卷草、莲枝等装饰纹样,构成一个层层递进的佛国世界。

东魏贴金彩绘石雕三尊造像 但细观之下,变化已然发生。

衣纹虽然仍层层翻卷,却开始由厚重转向流畅,线条趋于简洁;人物面部由北魏晚期的清瘦秀骨,过渡到更为圆润温和的形态。

衣纹虽然仍层层翻卷,却开始由厚重转向流畅,线条趋于...

东魏贴金彩绘右胁侍菩萨像 更重要的是,单体圆雕比例逐渐增加。

佛像开始从背屏结构中“走出”,空间感增强,身体比例与姿态成为关注重点。

在博物馆展厅中,一尊近两米的“东魏贴金彩绘石雕菩萨立像”,便呈现出这种新的趋势。

东魏贴金彩绘石雕菩萨立像(局部) 这尊菩萨立像体态修长匀称,面相圆润含笑,头戴贴金宝冠,宝缯下垂至肩,颈佩贴金项饰,身着红、蓝、绿三色彩绘百褶长裙,腰间束带打结,长裙曳地,跣足立于莲台之上。

东魏贴金彩绘石雕菩萨立像(局部) 这尊菩萨立像体态...

双臂残缺仍显典雅风韵,在一些论述中被称为“东方维纳斯”。

东魏贴金彩绘石雕菩萨立像(侧面) 这种从“附属于屏”到“独立成像”的变化,看似技术调整,实则是审美重心的转移。

东魏贴金彩绘石雕菩萨立像(侧面) 这种从“附属于屏...

佛像不再只是宗教宇宙图景中的中心符号,而成为可以被单独凝视、环绕观看的形象。

公元550年北齐建立,风格骤然转折。

北齐统治集团鲜卑色彩浓厚,呈现一定的不同于汉文化的倾向。

这种转向,在佛衣样式上表现尤为显著。

北齐贴金彩绘圆雕佛立像呈现薄衣贴体风格 此前延续近半个世纪的宽袍大袖、层层翻卷的“褒衣博带”风格退场,取而代之的是贴体薄衣与极度简洁的造型语言。

北齐贴金彩绘圆雕佛立像呈现薄衣贴体风格 此前延续近...

与此同时,背屏式造像几乎消失,单体圆雕成为主流。

佛像体态趋于修长挺拔,宽肩、隆胸、细腰,躯体比例更为鲜明。

衣裙质薄透体,隐现肌体结构,整体风格疏朗明净,简洁而富节制感。

这种轻薄贴体、线条流畅的审美,被后世概括为“曹衣出水”的风格。

北齐佛像之变 “曹衣出水”一词源于北齐时期的粟特画家曹仲达。

《图画见闻志》记载其画“衣服紧窄如出水中”,线条重叠密集,衣纹紧贴身体。

后世多借用这一概念,来形容北齐佛像衣褶轻薄贴体、流畅如水的效果。

但仅以“曹衣出水”解释北齐造像的变化仍显不足。

六世纪佛教图像样式的形成,还与当时画家所创造的人物范式有关。

唐代《历代名画记》称佛画有“曹家样、张家样及吴家样”。

其中曹仲达的“曹家样”以衣褶贴体著称,与青州北齐佛像轻薄袈裟相呼应;南梁张僧繇则强调人物的丰润体态,其“张得其肉”的造型观念,使人物由魏晋清瘦风骨转向饱满体量。

其中曹仲达的“曹家样”以衣褶贴体著称,与青州北齐佛...

北齐画家杨子华所代表的简练风格,也与青州造像线条洗练、结构清晰的特征相互映照。

北齐校书图(局部) (传)杨子华 波士顿美术馆藏 在青州龙兴寺窖藏出土的北齐佛立像中,一尊彩绘石雕佛立像,其身着的袒右式袈裟轻薄贴体,仿佛湿衣自然下垂;胸部微隆,腹部轻收,腰线清晰,身体比例被充分强调。

整尊佛像几乎没有繁复装饰,线条却异常干净利落,产生一种明净、澄澈的视觉效果。

北齐彩绘石雕佛立像 这种“出水之衣”之美,并不张扬,却极具力量。

它让佛像摆脱了北魏时期文雅而克制的士族气质,转而呈现一种接近人体本身的健美与流动感。

事实上,这种袈裟样式在印度笈多艺术中正是主流。

笈多时期佛像为通肩式或袒右式袈裟,衣料轻薄,贴体而不繁复,身体结构清晰可见,强调肩胸的宽阔与躯干的挺立。

北齐佛像中大量出现的通肩式、袒右式,甚至右臂外露的样式,与笈多系统存在明显呼应。

这种联系并非孤立现象。

正如,宿白所指出的,北齐时期中原地区佛像风格的转变,与西域系统密切相关。

他提出多条可能线索,其中之一便是来自葱岭诸胡与粟特力量。

除了上文提及的曹仲达等来自粟特的画工进入中原外,在这一传播链条中,西域佛教中心龟兹尤为关键。

龟兹长期处于印度与中原之间的文化中继位置,其石窟壁画与塑像中普遍可见薄衣透体或衣褶层叠的佛、菩萨形象。

今天在新疆库车、拜城一带保存的克孜尔等石窟壁画中,人物衣纹贴体、肩胸挺阔、体态修长,与青州北齐佛像存在相似之处。

加之,天竺的僧人也不断东来。

他们不仅传播经典,也可能带来了佛像的造型范式。

换言之,青州佛像并非凭空“回到印度”,有可能通过西域艺术的中介,与笈多传统重新发生联系。

但其中还有另一个可能的传播线索:东晋义熙年间,法显西行求法,海路归国途中抵达青州。

时任长广郡太守李嶷笃信佛教,迎请经像入郡,并留法显一冬一夏。

这一记载表明,当时青州已能够通过海路与东南亚地区保持联系。

在实际考古发现中,在陆上丝绸之路沿线(如西安、洛阳)尚未发现如此接近印度本土风格的笈多式佛像。

因此,对于青州北齐造像所呈现的笈多艺术特征,学界目前更倾向认为其可能通过海上交通直接传入。

北齐至隋 北齐贴金彩绘石雕菩萨立像(局部) 与此同时,然而龙兴寺出土造像大量保留了彩绘与贴金,使用朱砂、宝蓝、赭石、孔雀绿等天然矿物颜料,这一事实改变了我们对古代雕塑原貌的想象。

事实上,在造像题记和僧传中,提及造像本为贴金彩绘。

龙兴寺造像贴金多用于佛像裸露的肌肤部分,以象征“金身”;同时也彩绘装饰宝冠、璎珞和衣饰纹样,使神圣形象更显庄严华丽。

在青州市博物馆展厅中,一件北齐贴金彩绘石雕菩萨立像尤为典型。

菩萨衣裙以红、绿、蓝矿物颜料点染,金箔贴于宝冠与璎珞之上。

薄衣贴体的雕刻线条之下,色彩成为新的视觉焦点。

石质的冷峻与彩绘的华美形成对比,使佛像既显清净庄严,又带着某种近乎人间的光泽。

东魏贴金彩绘石雕菩萨立像 青州微笑:佛陀脸上的人间温度 如果说北齐佛像的变化首先体现在衣纹与身体结构上,那么更微妙、也更动人的变化,则出现在面容。

北魏晚期以来流行的“秀骨清像”,强调清瘦面庞与峻拔气质,带着某种士大夫式的清峻风骨。

到了北齐,这种气质逐渐被另一种更为柔和、温润的形象所取代。

北齐贴金彩绘石雕佛立像 随着衣纹由厚重转为轻薄,身体结构由掩映转为显露,雕刻者对面部体量的处理也随之发生变化。

额头更为宽平,面颊趋于饱满,眉弓柔和而舒展,双目微垂。

佛像的神情不再强调威严,而是呈现出一种近乎人间情感的安宁。

于是,在北齐青州佛像上,出现了一种极具辨识度的表情——嘴角微微上扬的笑意。

这种笑意,被人们称为“青州微笑”。

北齐贴金彩绘圆雕佛头像 这是一种几乎难以察觉的笑:并非欢悦,也非庄严,而是一种平静、温和、略带慈悲的神情。

在青州龙兴寺出土的一尊北齐佛像中,这种微笑表现得尤为典型:面部丰满圆润,两眼低垂,嘴角因轻微上扬而形成柔和的弧度,神情安详而亲切,仿佛正在以平静的目光注视世间。

使整个面部形成一种温润的光感。

正是在这种柔和体积中,嘴角那一丝弧线显得格外生动。

这尊北齐贴金彩绘圆雕佛立像展示的正是那种平静、温和、慈悲的“青州微笑” 从艺术史角度看,这种表情也与北齐整体审美转向有关。

随着佛像体态由“褒衣博带”的文士化形象,转向更接近印度传统的身体结构表现,面部情绪也从清峻、庄严逐渐转为柔和、安定。

佛陀不再像一位严肃的哲人,而更像一位洞悉世事之后的觉者。

因此,当人们凝视这些北齐佛像时,印象最为深刻的往往不是衣纹和造型,而是一种跨越千年的表情——一种温和、宁静、几乎带着慈悲意味的微笑。

北齐贴金彩绘石雕菩萨立像 也正因为如此,青州佛像常被称为“东方最美的微笑”。

在经历了一千四百多年的风雨之后,这些石像依然保持着那一抹轻轻上扬的唇角,仿佛在沉默中回应着每一位凝视它们的人。

展厅中的北齐贴金彩绘石雕佛立像 关于这批造像为何埋藏地下,有人猜测与大规模的“灭佛运动”相关。

但值得注意的是,这批造像并非仓促掩埋,而似经过有意安置:最上层部分造像上仍保留苇席压覆的纹路,说明埋藏前可能经过整理,并举行过某种仪式性的处理。

对此,青州附近临朐沂山明道寺舍利塔地宫出土的一方《沂山明道寺新创舍利塔壁记》,为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重要参照。

碑文记载,北宋景德元年(1004年),两位游方僧人见散毁佛像三百余尊,遂发愿建塔瘗藏,青州龙兴寺与皇化寺僧人亦参与其中。

考虑到两地地理相近、时间接近,且出土造像年代与形制相似,龙兴寺窖藏造像很可能也属于类似的“瘗藏”。

唐佛坐像 然而,青州佛像的故事并未止于龙兴寺窖藏。

在不远处的驼山上,仍然保存着一处与这些造像时代相近的佛教遗迹——驼山石窟。

驼山保留隋唐时期的石窟摩崖造像,其最著名的是开凿于隋代开皇年间的第三窟。

驼山石窟第三窟,开凿于隋代开皇年间 第三窟为摩崖尖拱龛,佛像高踞山壁之中,体态宽厚端稳,面庞庄严雄浑。

一千四百多年过去,石雕上的衣纹早已磨蚀,彩绘也在岁月中褪色,但那些面容依旧安静而从容。

嘴角那一丝轻微的弧度,仿佛仍在延续北齐时代留下的表情。

鸣谢青州市博物馆展览部付卫杰 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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